小时候她亲眼看着嫖客把妈妈压在身下抽鞭子，而妈妈因为愤怒无处发泄又会将鞭子瞄准弱小的自己。

跟楚放和傅时砚的话并非全是假的。

现实远远没有她描述的那样轻松，甚至让她有机会选择是做荷官还是陪酒女。

那时放高利贷的人把她卖到夜总会，是她偷偷吞了一个啤酒瓶的碎玻璃，假装咳血有肺结核，才逃过一劫转为去赌场做荷官。

三年前的她脸颊消瘦，眼下乌青，眼神淡漠。

她穿着统一发的橙色马甲，上面印着‘代驾’。

走出公共厕所时，客人还在吐。

她连拖带拽，将肥头大耳的男人塞进后座，被吐了一身，又不得不忍着恶臭坐上驾驶位。

做完代驾的工作，她又在天寒地冻中从城东跑到城西，赶去便利店上夜班。

天亮以后，她回到租的地下室睡三小时，然后背着大包小包出去干保洁。

干到中午去做一单兼职保姆。

下午，等活的间隙，她去图书馆用公共电脑写论文。当枪手也是一笔收入。

晚上，她到达后厨给人洗盘子。

趁人不注意的时候，她会面无表情的把剩菜装进塑料袋里，这是她一天中的唯一一顿饭。

这就是她逃出赌场后过的日子。

打工，还债，打工，照顾妈妈，打工，还债...如此循环。